年8月30日，台北，暴风雨中，钱穆在杭州南路寓所里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6岁。
“一代儒宗八方共仰，两岸学子四海同悲。”海峡两岸他的过去同事及学生们纷纷发去唁电，表达悼念之情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穆的侄儿，书写了一幅长挽联，表达对叔叔的感激之情。“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钱穆最高学历只是高中，而且还没毕业。完全靠发奋苦读，自学成才一步一步走出江南偏僻的小乡村。
他从18岁成为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开始，一共做了十八年小学及中学教师。36岁那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赴燕京大学任教，自此，没有进过一天大学校门的钱穆，开始登上大学讲坛。日后，更是成为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
图钱穆先生
一
钱穆的成功不是偶然，除了他成长道路上遇到的不少良师益友，更得益于他原生家庭的良好家风和他的严格自律。
钱穆出身于无锡名门望族，是吴越国武肃王钱缪之后。虽然到祖父这一代，家道中落，但是钱家注重读书的优良传统却一直传承下来。
钱穆父亲是前清秀才，因为身体多病，与科举无缘，便把光耀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钱父曾对人言：“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出生时，曾啼哭三天不止，钱父对妻子说：“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
钱穆是带着家族的希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钱穆七岁时即被送入私塾读书。很快，他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每篇文章大约看上三遍即能背诵。九岁时，就能背诵《三国演义》。
钱父每晚都会到一个鸦片馆与人议事，一次，钱穆同去。一个客人问钱穆，听说你能背诵《三国演义》，可否一试？钱穆点头。随后应客人要求，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章，边背诵边表演，手舞足蹈。完毕，众客人齐声叫好，赞不绝口。钱穆喜形于色，钱父沉默不语。
回家路上，经过一小桥，钱父问钱穆：“‘桥’字会写吗？”钱穆答：“‘木’字加一‘乔’。”钱父又问：“‘木’字更换为‘马’呢？”钱穆答：“骄。”钱父轻声说：“今晚，你有点像这个字。”钱穆闻言，羞愧不已。
从此，钱穆到馆中，有人再让他背诵，他一概坚辞。
父亲的教诲，钱穆一直记忆终生。读书学习要的是专注、踏踏实实，不可炫耀与人。
钱家在那时，家中经济并不富有，但是钱父在外与人交往，从不提及家中的经济状况。即不奢侈又不露贫窘之相，不卑不亢，故外人很尊重钱父。钱父还特地对孩子们说：“生活各家不同，非年轻人所当过问，更不宜与外人道之。”钱穆之母，日常与亲戚来往，也决不提及家中经济。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钱穆影响很深，他日后与人来往，只谈学术，甚少谈及生活之事。这与很多国人爱八卦的个性却是大相径庭。
图青年时期的钱穆
人情往来，涉及生活私密，就容易出界，引来是非。距离产生美，保持一定距离，彼此也会有自己的空间。大家也都能维持自己的体面。
君子之交淡如水，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生活在乡村的钱穆父母不愧是名门之后，对世间人情有着清晰的洞察力。
钱父对大儿子钱挚的功课督导甚严，对钱穆似比较放任。每次晚上回来后，都要拷问钱挚功课，钱穆常常躺在床上偷听父亲和兄长的谈话，获益匪浅。
随着钱穆年岁渐长，钱父再教导钱挚读书时，便允许钱穆旁听。那是一段温馨的时光，每晚，母亲和姐姐在灯下纺纱缝衣，钱挚和钱穆兄弟则在父亲榻前聆听父亲的教诲，有时也会聊点闲话。
但是这样的美好画面没有持续多久。钱父因为身体每况愈下，在钱穆12岁那年，撒手人寰。父亲临终前，叮嘱钱穆：“汝当好好读书。”
少年丧父，乃人生一大悲剧。父亲去世后，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拮据。但是钱穆的母亲是位坚强的女性，她说：“我当尊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在母亲的支持和钱家义庄的资助下得以继续学业。
钱穆对母亲一直深怀敬意。他把晚年居住的寓所取名为“素书楼”，特为纪念母亲之故。此名来源于家乡无锡七房桥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
父亲的殷切期望和母亲的坚韧，都在钱穆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奋发图强的种子。
钱穆在学校刻苦学习，其中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深远。
第一位老师就是教国文的顾子重。他很赏识钱穆，曾对学生们评价钱穆：“此生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钱穆听闻此言，非常震撼。从此牢记老师的教诲，时时诵读韩愈的文章。
钱穆晚年回忆说：“余之正式知有学问，此一语始。”
每个人都想获得他人的赞赏和肯定，尤其对于一个心智未成熟的孩子来说，正面积极的评价更能促使他进步。有时可能是无意中的一句话，就会产生排山倒海的影响力。
后来成为大学老师的钱穆，常常遇到很多慕名拜访者。每次他都不厌其烦地解答来访者的问题。他的学生觉得他太辛苦了，劝他说没必要。钱穆却说，对于这些年轻人，有时话虽不多，但是却能产生不小的影响力。“我宁可失言，不肯失人。”
另一位老师就是日后成为史学大家的吕思勉。彼时，吕思勉担任他的史地老师。一次，吕思勉出考卷，一共四题，每题二十五分。钱穆对第三题，关于吉林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问题兴趣颇浓，便先答此题。谁料，下笔就刹不住车了，一直写到考试结束，不得不交卷。
考卷发下来后，钱穆发现考卷里夹了两种纸，纸上写的密密麻麻，原来是吕思勉给他写的批语。虽然，钱穆只答了一题，但是得了七十五分。按常理来说，考卷只批分数，不需加批语。
但是吕思勉爱才心切，没有拘泥于教条主义。“不拘一格降人才。”
受此鼓舞，钱穆学习文史的信心大增。日后，师生两人俱成史学大师，私交甚好，长期保持书信往来。
虽然钱穆家庭贫困，少年丧父。但是早年父亲的良好家教和母亲的坚韧，使他能持续走读书之路。
他走向学校，又遇到识才惜才的良师。在这一波又一波的赏识目光下，他心中读书学习的火苗越烧越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终，这股火焰推着他飞出乡村，奔向更广阔的世界。
二
年，由于辛亥革命爆发，钱穆就读的南京中英中学停办。他只能辍学回家，此时，他高中还没毕业。
虽然上大学无望，但是钱穆并未意志消沉。他矢志自学，发奋苦读。十八岁那年，为了解决生计，即到乡村小学任教。
从此，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这也是他一生唯一从事的职业。执教期间，他潜心苦读国学著作，连做梦都梦到书。夏天，为防止蚊虫叮咬，他仿效父亲当年读书的方法，将双脚放入瓮中。
他读书仿效曾国藩，每读一本书，必须从头到尾认真诵读，不遗漏一字，读完才开始下一本。靠着坚忍不拔的毅力，钱穆读遍了经史子籍，《史记》更是读了很多遍。
年，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行，震惊学术界。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看到钱的著作，大加赞赏，推荐他去燕京大学任教。
自此，只有高中学历的钱穆，正式登上大学讲坛。
很快，置身于人才济济的大学校园，钱穆厚积薄发、展露锋芒。后来，他陆续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学校任教。
钱穆讲课充满感情，慷慨激昂，很有声势，虽然带有无锡口音，却依然引人入胜。
他在北大上中国通史课时，课程安排在下午一点到三点，此时往往是学生疲倦之时。但是钱穆却把下午的课变成了最吸引人的课。除本校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
因听课人太多，学校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更换大教室，最后，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把胡适的课挪出了礼堂。
图钱穆早期教学
自小在国学书籍浸润中成长起来的钱穆，对祖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感情。
他一直致力于增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培养对中国文化抱有信仰的年轻人。
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学东进之风盛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全盘西化”，学术文化界兴起了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之风。钱穆对此却保持清醒的头脑。
他认为，“过则不及”，中国人盲目崇洋媚外，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最大的危机。为此，他花费一年时间写成《国史大纲》。书中，他提倡“国民当知国史”，确信知“国史”方能建“信仰”。他主张，应对本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
《国史大纲》后被确定为全国大学教科书。
抗战时期，因战场上节节失利，社会乃至学术界弥漫着一股悲观气氛，好像中国马上要亡国了。
钱穆在西南联大授课时，结合历史与现实，鼓励学生，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属于中国。若非如此，中国历史岂能绵延数千载而不绝。
两个小时的课听下来，学生们听得热血澎湃，感动万分，民族主义热情高涨。偌大的教室，人挤得满满的，却又像空无一人，都屏息而听，只有老师钱穆那嘹亮的声音在教室回响。
彼时，钱穆和胡适在大学校园的授课都以演讲的方式而著名，素有“北胡南钱”之说。
钱穆能在课堂上有此出神入化的演讲才能，与他早年刻苦读书是密不可分的。看似枯燥乏味的历史知识在他的口中都变得生动鲜活、栩栩如生。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他都远远不够。
成为大学教授的钱穆仍是嗜书如命，在北平八年，购书5万册，房内堆满了书籍。他曾开玩笑说，哪天失业了，可以到街上摆个书摊糊口。
钱穆晚年回忆说，自幼至老，并非有志要成为史学家或是文学家，只是“心性所好”，为求“学而时习之”一平常人而已。这姑且看作是先生的自谦之言。
但是，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读书、治学已成为先生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每天起床就要穿衣、吃饭一样，已固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习惯有着坚不可摧的力量。一天进步一点点，一个月，一年，十年……就会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图年轻时的钱穆（中）与家人
三
钱穆不仅潜心学术，还非常注重修身养性。
他少时身体羸弱，其父亲、祖父皆英年早逝，后又妻儿、兄长接连亡故。钱穆深受刺激，决心改变家族早逝的魔咒。于是，立下誓言，不能高寿，乃此生一大耻辱。立志规律起居，强身健体。
从二十多岁起，练习静坐、散步。在以后的数年辗转颠沛中，每天的静坐和散步雷打不动。学生李埏回忆说，年在遵义时，先生每天早餐后，提着一根棕竹手杖，沿着湘江顺流南行，边走边与他交谈。先生很喜欢山水，最爱流水声，因为流水声清脆活泼，可以清思虑，除烦恼，陶冶情操。
钱穆还给学生讲，读书时当一心一意放在书上，游玩山水时当一心一意放在山水上，读书与游山是一样的，皆在专心，才能享受到其间的快乐。
钱穆对静坐之法亦深有心得，运用“息念”勤加练习，渐入佳境。
即使到了晚年，仍坚持不辍。在香港时，他在学校里从早忙到晚。但是下班一会到家，即静卧十几分钟，就又到书桌前伏案工作，精神依旧很好。他的妻子胡美琦很奇怪他如此充沛的精力。
钱穆解释说，这都是静坐的功劳，他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运用到日常生活上，乘车、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到家就能迅速伏案。
他不仅修炼身体，还注重对意志力的培养。
少时在常州府中学读书时，钱穆的体操老师刘伯能在操场教他们立正，说：“须白刃交与前，泰山崩与后，亦凛然不动，始得为立正。”如遇天气有变，即说：“汝辈非糖人，何怕日。非纸人，何怕风。非泥人，何怕雨。怕这怕那，何时能立。”
钱穆听后，深受触动，以后做老师时，经常引老师之语。日后，更将此语做为人生立身大训。
他认为自己做事情不够决断，因此，每天晨起，即为自己立一意，决不违背，以磨练意志。
一日，他打算去常州府中学约见老同学，但是晚上不留宿。当日，他到时已是晚上。约谈后，他告辞，同学留宿，说“今晚周末，宿舍多空床。”但是，钱穆坚辞不留。他走时，天已经下雨了。
返回路上，为了节约时间，钱穆抄野外小路，风狂雨骤，雨伞亦不能遮挡，浑身湿透。此时走出不远，钱穆本想折回，但是，想到早上打定的注意不可违背，于是，又继续冒雨前行。脚下的路泥泞不堪，石块、树根、乱草遍布，钱穆跌跌撞撞，摔了不少跟头，才到达市区，找了一家旅馆住下。
经过这晚，钱穆心志愈坚，以后遇有动摇之时，便想起此夜之事，信心大增。
钱穆有抽烟的习惯，到小学任教后，课本上有劝人戒烟的文章，他总觉自己理亏，无法开口教导学生。思虑良久，遂决心戒烟。从此，以后三十年不再吸烟。
他身边的人都钦佩不已。
生活中一些看似微小的事情，都被钱穆当做锻炼约束自己的机会。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真正能塑造一个人价值观的是界限，而非所谓的自由。人必有所不为，才可以有所为。你不做什么，才最终定义了你是什么。修身才是最大的自由。
四
钱穆的婚姻之路亦不平坦。他有过三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生孩子时难产去世。第二任妻子张一贯，为他生了三子二女。二人长期聚少离多。抗战期间，他辗转于各所大学任教，妻子和孩子留在苏州。直到年，56岁的钱穆因为形势所迫，离开大陆只身赴香港，从此便与妻儿天各一方。
留在大陆的五个孩子，后来都由妻子张一贯抚养成人。
到香港后，钱穆生活清苦，十分思念大陆的亲人，辗转写信给家里，想让妻儿来香港团圆。
彼时，年8月，某日报发表社论，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傅斯年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钱穆的孩子们，此时正沉浸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对于远在香港的父亲的热切渴盼，反应淡漠。
17岁的次子给父亲回了信，信里只有这篇社论，除此之外再无一字。孩子们通过这种方式向父亲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在香港望眼欲穿的钱穆收到这封铅印的家信，心情复杂。与亲人团聚的愿望成空。
他难过的不仅是亲人的拒绝，还有新政府对他的评价。
他很不理解，他一介书生，单枪匹马，埋头治学，从不问政治，怎么找到他的头上？
同时他也明白，大陆，他是回不去了。
图
年，钱穆先生在新亚除夕联欢会演讲
他当时的处境有些尴尬。
因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捍卫，他的学术主张长期受到主流史学派的打压。主张西化的胡适和傅斯年与他一向不睦。国民党撤退前，“抢救学者计划”名单里也没有他。
那时，学者们的出路大都有三条，留大陆，赴台湾，或赴欧美。而他，好像这三条路都不适合。
思来想去，他只有留在香港了。但是，他能在殖民地的香港做什么呢？
钱穆看到，因战乱流亡到香港的很多年轻人，十分迷茫，走投无路。自己又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不忍看他们失学，于是萌发了办学校的想法。希望通过办校，倡导中国传统文化，让大家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年秋，他和友人一起创立“新亚书院”，由他出任第一任院长。办学初期，经历过资金紧张、老师流失，校舍简陋等等困难。终于，把新亚书院发展成为香港最有名的民办高校。
年4月，钱穆应邀赴台湾讲学。没料想在课堂上，被屋顶掉落的水泥块砸中，医院救治。这次意外，让他遇到了第三任妻子胡美琦。胡美琦曾在新亚书院读书，后随父亲到台湾，其父也与钱穆是旧相识。
胡美琦听说老师受伤，便常常来看望钱穆。四个月后，钱穆的伤痊愈出院，回到香港。
两年后，胡美琦从台湾来到香港发展，时常与钱穆见面。随着了解深入，两人感情逐步加深。
这时，钱穆觉得回大陆无望，遂向胡美琦求婚。胡美琦答应了。
年春，62岁的钱穆与27岁的胡美琦在香港九龙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钱穆终于结束流离漂泊的单身生涯，开始安定的家庭生活。胡美琦对钱穆照顾得细致入微。
图钱穆与夫人胡美琦
两人的家庭生活饶有情趣，家中养了近百盆花，摆满了窗台、书桌、茶几。得了空闲，就去香港山顶看日出，看夜景，或是携手到九龙乡村散步。
胡美琦还很爱听钱穆吹箫。有月光的晚上，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胡即盘膝坐在廊上，静听钱吹箫，月光下，萧声在空中回响，令人荡气回肠。
金庸曾目睹二人的幸福生活，说对钱穆夫妇跨越年龄的结合深为敬佩。
钱穆70岁那年，新亚书院与其他两所民办高校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遂决定辞职，携夫人迁居台北。他给台北的居住之地取名为“素书楼”，并且在庭院种上苏州紫竹，寄托对家乡的思念。
定居台湾后，他依旧一边教书一边，这些都有赖于妻子胡美琦的精心照料。他的学生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就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胡美琦曾说，她和钱穆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敬仰钱穆的人格学养，愿意陪伴照料先生的晚年。而钱穆也表示，希望妻子不仅是家庭主妇，更希望是懂他的知己。
爱情分很多种。并不是只有海誓山盟、惊心动魄的相守才能叫爱情。爱可以像大海般波澜壮阔，也可以像山间溪流般平静舒缓、源远流长。
就像钱穆和胡美琦生活上彼此依赖，精神上互相欣赏，虽则平平淡淡，却一样吐露自己的芬芳。
钱穆晚年与子女分割两地，幸而有胡美琦陪伴身边，宽慰排解他的思念之苦。后来，他在给子女的信中表达了对妻子胡美琦的感激之情。
由于常年用眼过度，年，钱穆患病双目失明。但是他仍在妻子胡美琦协助下坚持教书。直至92岁，告别了他长达74年的教书生涯。他在素书楼讲了最后一课，结束时，他说：“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最终以96岁高龄在台湾辞世，他实现了自己立下的长寿誓言。这不仅得益于他严格的自律修身，同时妻子胡美琦的精心陪伴和照料也功不可没。
钱穆毕生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抱有深厚的感情和必胜的信心。虽则长期遭受质疑、打压亦不改初衷。
他在年到香港参加新亚书院40周年校庆时，自信地说：“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需儒家。”
授予钱穆名誉博士的耶鲁大学这样评价他：“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年1月，在钱穆去世将近两年后，胡美琦在钱穆学生辛意云的陪同下，护送钱穆的骨灰回到大陆，葬于太湖石皮山。
钱穆晚年非常想念家乡，屡屡提及太湖的优美风光。
最终能长眠于碧波荡漾的太湖之滨，大师应该会很欣慰吧。
文
南国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