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至年期间苏中的第一次联盟关系对于后来毛泽东时代苏中关系的问题，以及对于自年爆发后一直持续到20~21世纪之交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场现代史上最长久的内战一一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因为某些领袖人物——在俄罗斯以及在中国——曾经是第一次联盟关系中紧张形势下的见证者和活动家，而且也因为苏中第一次联盟期间共产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方法及策略在20年代的中国首次经受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考验。
与此相关的指导策略是在年7月23日至8月7日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确定的，列宁也参加了此次大会。这一年列宁形成了以下认识会即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某些期望如果不能成为现实，那么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就会被迫面对意想不到的局面。
年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方面有一种最坚决的观点，即只要革命的火花未能传递到西欧工业大国，并至少在西欧一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引导共产主义者取得胜利，那么就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在俄罗斯的胜利看做是已得到确保的胜利。
但现实并非如此，实际情况出人意料，最初苏维埃共和国置身于周边多事心少怀有敌意的国家之中，处于孤立的境地。从根本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已然这些周边国家的行政、经济及社会制度宣战。共产主义者将革命传播到波兰、每国及匈牙利的希望全部以失败与失望而告终。
由此苏维埃政治的国际计划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领域：第一，保证苏俄在一个敌对势力占大多数的环境中继续存在；第二，关于如何在不危及苏维埃共和国生存的前提下推动世界革命进程的问题。此外还有心理上的需要，那就是要令人信服地向共产主义运动的追随者阐明，为什么世界革命未取得预期中的大规模的世界性成功。前述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形成了对上述问题领域的回答，这些回答都具有重要意义。
苏维埃国家安全的客观保证就取决于以下四对矛盾的辩证关系：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战胜国之间的矛盾；第三，工业发达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发展中国家里殖民帝国与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关于共产党在实践中应如何看待上述最后一对矛盾，以及如何利用它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发展的问题，世界代表大会形成了纲领性文件《关于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及补充论纲》。
因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发展中国家里的大多数反帝解放运动都不在共产主义团体或党派的领导之下，所以由此就产生了共产主义者与解放运动间关系的问题，根据列宁的一个建议，共产国际将这些解放运动称之为“民族主义革命”（或简称为民族革命）运动。
尽管列宁在他为进行这一问题领域的讨论而作的引论报告中并未明确援引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亚洲革命特殊性的设想，但列宁关于发展中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的思想似乎正是以这一设想为基础和默认的前提。
结合第二次英中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历史事件，马克思指出了19世纪欧洲与亚洲革命的一个本质区别，即欧洲的革命应被视为内因性的革命，它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产物，而引发亚洲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却是外在的，存在于亚洲文化圈之外。
亚洲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被定性为亚洲对西方殖民帝国主义人侵所做出的反应，在西方入侵的冲击下，亚洲国家传统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遭到怀疑或被破坏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所谓的民族革命运动理解为亚洲国家对来自外部的殖民帝国主义影响的固有反应。
第一次苏中联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中这样写道：“共产国际有如下义务：保卫殖民地及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运动，目的是在所有的落后国家中聚集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形成所需的要素；对其进行教育，使其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特殊任务，即与自己国家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作斗争。共产国际应该在一段时间内寻找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中革命运动的交点甚至是联盟，但共产国际不能与之完全联合，而必须要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便这种无产阶级运动只是小规模的。”
上述内容表达的是马列主义动态变化的观点，谈到某种发展过程在未来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民族革命运动力量在最初的历史时期虽然被视为客观的盟友，但同时它在稍晚阶段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就会成为客观的对手。由此得出了发展中国家共产党政治实践中的双重任务，即一方面要支援那里的民族革命运，同时另一方面又要为与他们“决战”作好准备。
关于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未能如预期那般传递至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国家及日本的原因，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由印度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起草的《关于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的补充论纲》给出了所需的解。
其中最重要的论点如下：“欧洲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从其殖民地获得力量，而不是从欧洲工业国家。为了维持其存在，它需要对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和广泛的可能实施剥削的领域进行控制只有最终堵住这些源头，欧洲的工人阶级才能成功地推翻资本主义一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
宣言中说，越过苏俄希望将东方被奴役的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根据这一精神，苏维埃政府放弃沙皇政府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在中国东北及中国其他领土上掠夺来的一切。苏维埃政府将横贯中国东北的中国东省铁路及其所有下属企业归还给中国人民，并且不要求得到任何补偿，放弃义和团运动赔款中俄罗斯应得的部分，并放弃所有在中国的准殖民地特权。
由此中国人民应当知道，他们只能期待从苏俄方面得到真正的帮助。年9月27日的第二次《加拉罕宣言》同样向中国许诺，苏维埃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吞并的土地及特权，并提议签订一项与此相关的苏中条约，依据该条约，缔约双方应打击那些在一方的土地上对另一方领土或政治制度采取敌对行动的政治及军事集团。这项建议针对的目标是在中国领土上，首先是活动在中国东北及蒙古的“白”俄组织或军队。
第二次《加拉罕宣言》中虽不再包含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但许诺可就其共同利用达成协议。北京政府无论对第一次还是对第二次宣言均未做出反应。莫斯科与孙中山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初接触年初共产国际派出两名代表到中国，他们是格列高里·维金斯基和杨明斋（一名中国华侨）。维金斯基在北京与较早对马列主义表示赞赏的一个人——李大钊教授建立了联系，后来在他的建议下又与在上海的陈独秀教授接触。
这两位中国学者都曾在年5月4日的文化革新运动中起到了领导作用。李大钊于年春夏间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而陈独秀于同年夏秋间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筹建小组。到年春为止成立的基层工作小组共有六个，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及济南小组。
长沙小组是毛泽东与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体共同在他的家乡湖南省组织起来的。同年，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联谊会，后来的一些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如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和陈毅都曾为其成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于年7月在上海召开，上述六个基层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日本的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小组也派出一名代表参会。
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总书记，并决定与共产国际保持紧密联系。年至年间，共产国际的代表与一些知名的中国政界人物如孙中山、吴佩孚元帅和陈炯明将军建立了联系。维金斯基早在年秋已经人介绍在上海结识了孙中山，在那里孙与他交换了有关俄罗斯及中国革命的信息，孙还提议改善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消息传递的状况。
当孙中山为了领导征讨北方军阀的军事行动于年12月来到广西桂林时，亨利库斯·马林，共产国际的一位东亚专家拜访了他。在这之前，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后又与吴佩孚：中国中部一位势力很大的军阀进行了会谈。在桂林马林向孙中山提议与苏俄结盟，以及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结语
关于国民党，马林建议应通过吸收工人及农民加入来扩大其社会基础，并建议设立一所培养革命军事领导干部的军事学院。孙中山对在苏俄发生的革命事件及社会变革表现出兴趣，但并没有许诺接受马林的建议。马林讲述的列宁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使孙中山确认了一个事实，即早期布尔什维主义激进的国有化与集体化政策是失败的，它被一种较温和的社会改革政策所取代了，而这种改革政策倒是更符合孙中山自己的思想体系中的设想。这位中国革命领袖早在年8月28日的一封信中告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关于苏俄与中国建立积极的联系一事，莫斯科不得不暂时等待，直到他（孙）消灭了中国军阀的反动势力进入北京，在这之前他愿意继续与苏俄保持友好的联系，互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