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24日21时35分，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卫星随后顺利入轨，任务圆满成功。今年的4月24日，在第五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我们也迎来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50周年的纪念日。回首往昔，在当年的6位亲历者：胡其正、韩厚健、张文杰、张建业、刘福余、李卿的心中，这段珍贵的回忆中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呢。
03:16▲《纪念长征一号火箭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50周年》（中国航天档案馆制作）
01
不让学，我们自己搞！
（口述人：胡其正）
在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下，在钱学森提出“需要一些年轻理工毕业生加入其中”的背景下，年，24岁的我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神秘单位”——组。这个组当时负责拟定新中国人造卫星规划、组织和协调人造卫星、火箭探空业务。
在西苑操场甲一号，我第一次见到了组办公室负责人钱骥。当时的钱骥实际上担任的就是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的职位。我们第一次见面，言语不多、目光深邃的钱骥给我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欢迎；二是注意保密；三是我们搞的是探空，将来要搞上天的事。
我听后觉得特别兴奋，能够跟随科学家们搞卫星，何其有幸！随后，我就参加到以杨俊文为组长的火箭探空与卫星预研总体组，从事火箭探空和卫星预先研究工作，开始了我的航天生涯。
据中科院空间物理所党委书记吴智诚（时任组科研计划管理负责人）回忆，西苑操场甲一号是年前后中科院向中直西苑机关借用的一处院落。这里杂草丛生，条件简陋，却是我国空间事业的发源之地。在这里工作的有8个研究组，全面展开火箭探空各项研究工作和卫星预研准备。
组组建之初，赵九章、钱骥、杨嘉墀一行兴致勃勃去苏联观摩卫星，却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卫星的外形，更谈不上合作与技术援助了。没有学到卫星研制本领，却激发了这些科学家们的斗志：不让学，我们自己搞！
值得自豪的是，我国是从零开始，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了卫星事业。在调研了国内外工业基础后，结合我国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科研条件，科学家们建议“现在放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技术研究任务”。
这正符合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于是，组随之做出调整，把研究重点放到搞探空火箭上。
年~年，我国共发射试验了20多枚T7、T7A火箭，为卫星研制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年~年，这是中国航天“困难而有进展的三年”。说困难，全国人民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吃不饱肚子。比吃不饱肚子更困难的是工作没有头绪。没有见过卫星，也没人干过卫星。钱骥说，不怕，我们自己干。他带领大家从查找文献开始，从一点一滴开始，从零开始。
在西苑操场甲一号院，日子虽然艰苦，但是所有人干劲都很足。每晚都是领导来催促年轻人早点熄灯回去休息。钱骥总是勉励大家：人生一定要有目标，不然活着就没有意义。
在赵九章、钱骥的带领下，我们通过火箭探空和卫星预研，取得了实践经验，基本摸清了卫星的组成、功能和关键技术，开展了卫星结构、卫星热控、测控、跟踪、天线、电源等关键技术的研究；理出了我国卫星发展的途径，“以应用为牵引”成为了我国卫星研制事业的指导思想。至此，我们已经为卫星正式立项做了较全面的准备。
年10月，赵九章、钱骥一行应国防科委邀请去20基地（现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访问。结束这次访问后，赵九章迫切地感到应该要向中央写报告，申述搞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钱骥、吴志诚协助赵九章完成了报告。年12月，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赵九章把报告直接呈送周总理。年1月，钱学森也写信给聂荣臻，认为现在已有条件考虑卫星问题了。
此前，在西苑操场甲一号的研制人员，已经从组更名为地球物理所二部，他们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卫星研制团队，由二部副主任钱骥担任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共设8个专业室。我国卫星研制由此走上了专业化发展之路。
为了尽快向中央提交报告，科学院责成由何正华、潘厚任和我3人组成总体组，由钱骥直接领导，负责撰写《我国卫星事业发展的十年规划》《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两个报告。年8月，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上予以报告，并得到批复：通过，执行！从此卫星研制正式立项，中国科学院将此列为年第1号任务，代号定为“”。
年10月20日~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召开了我国第一颗卫星论证会。这次会议在我国航天史上非常重要，讨论了先进可靠的设计思想，确定了这颗星“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任务目标，明确了“全国一盘棋”造卫星的思路，不仅明确了技术方案，同时还布置了任务，要求大家按照节点来推进工作，全力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节点。
会后中科院成立了设计院，加强了总体组。按照科学家们的设想，大家是很想在年国庆前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的。国庆20年，放飞第一星，这是多大的光荣啊。按照当时的准备工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实现。
因为，“文革”来了。
白天夜晚学习、批判和斗争，张劲夫被夺了权，中科院党组垮了，基层党组织瘫痪了，西苑操场甲一号成了重灾区。有人批斗受伤，有人被斗致死。年10月，赵九章被迫害致死。这样混乱的局势，严重地影响了卫星研制进度，能工作的同志依然还在努力工作。
赵九章含冤去世后，钱骥也受到冲击。“靠边站”后，他和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一样工作，不断为年轻同志提供资料，一如既往地沉默。看到昔日受人尊重的科学家被迫害，大家感到深深的无奈。卫星研制工作在艰难的局势中缓步推进。
到了年年底，国家开始酝酿成立空间技术研究院，办公地点也从西苑操场甲一号和中关村搬到了现在的白石桥。孙家栋临危受命，担任“东方红一号”技术总负责人，带来了10多名业务骨干，把导弹研制的工程经验结合到卫星工程中来，成立了新的总体组。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新成立的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常勇等领导下，总体部在孙家栋带领下和周洪章等军管会同志支持下，排除万难，继续推进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稳步向前。
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声震寰宇，全球为之振奋。我们也为亲眼看到期盼多年的卫星在太空飞翔而无比兴奋，然而当年两个积极开拓卫星事业的奠基人：赵九章、钱骥，一个已经含冤九泉，无法亲眼目睹这一刻；另外一个却只能在北京白石桥的空地上默默地、欣慰地仰望。但是，他们为“第一星”所做的贡献永远被世人铭记。（作者为原航天部副主任）
02
带着雷管上飞机
（口述人：韩厚健）
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举世瞩目。
年4月16日，中央专委周恩来主任下达了火箭可以转场的命令，发射卫星的最后阶段开始了。当时，我是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一部10室（长征一号火箭总体设计室）总体组的设计员，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壮丽场面，许多事情至今难忘。
年3月26日，把长征一号火箭送出厂后，我和工程组长岳祝祯一起留守北京，为前方提供支援。此外，我还参加备份火箭总装的现场工作。
4月21日，我接到通知：前方要求，把三级火箭备份产品火速空运到发射场。进入南苑机场后，我们看见一架安-12军用运输机刚刚熄火。机长听我说运送的产品中有“装药1.8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立刻紧张起来：“有什么措施保证安全？”
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空运固体火箭的先例。特别是发动机点火用的两个雷管，万一在飞行中碰上静电怎么办？
时间不等人。我与总装厂的刘振财、张维孝商量，决定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在三级火箭和机舱壳体之间，连接两根接地线防静电；二是把雷管装在金属筒里，人再抱着金属筒，既屏蔽电磁干扰又减震。机长听后，点头同意了。
飞机21点10分滑跑起飞，途中先后穿过两个云雨区，真的碰上了我们担心的雷电情况。大家隔着透明的窗户，